冬至这天，刚刚回到城里，母亲便来电话：几点到家的？天气这么冷，早点吃饭早点睡觉。许多事，看似平常，却成为了别人的挂念。这些年，母亲知道我忙，所以老是问我吃饭的事：过节了，你吃什么了？有没有喝酒呢，别喝醉了。有时候，我也会嫌弃她啰嗦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。母亲似乎也知道我在敷衍，她也不生气，遇见什么事总要再与我絮叨下。

前几天，村里又过世了三人。都很年轻，才60多岁呢，太可惜了，母亲说。生死无常，这是母亲心中永远的痛楚。1997年春节，年仅48岁的父亲因病过世。我们家有好多年特别害怕过年，在别人家欢天喜地的时候，而我的母亲却是一个人少言寡语地埋头干着农活或家务。我们都知道，母亲是想把这寂苦的时间，在无休止的劳作中消耗掉。是呀，母亲常在夜里轻轻地哭泣，谁又能体会到一位年轻妇女丧偶之后内心的感受呢？那个时候我们还未成年，家里的几亩地全靠母亲一个人扛着，农闲的时候还会去打点零工或走村窜户收废品。

“一根扁担挑天下，五百红娘下商海。”在老家，每天都有上百名农家妇女结伴出行，到周边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收购废品。这一在外人看来又脏又累的活儿，在她们心中却意味着养家糊口的责任、勤劳致富的梦想和寻求独立的话语权。我的母亲也是跟其他妇女一样，每天早出晚归。出门的时候还好，只身一人还有班车愿意载上一程。可是，傍晚回家就麻烦了，废纸报刊、破铜烂铁一堆的，加上人一身汗味，没有车愿意载。太多时候，母亲只能肩挑着废品，负重徒步回来。

母亲为了省下几元钱，中午总饿着肚子，饿了就喝点生水。时常，很晚才回到家又错过了饭点，最终落下胃病。现在想来，我们做儿女的真是不太懂事，没有帮过什么忙。早期是为我们的学习，后来又是结婚生子等的锁事，都没让母亲省过心。

母亲说，那个时候真苦啊，弟弟想吃块肉还是找别人借了五元钱来买。生活的苦熬熬就挺过去了，而其他的一些苦真是苦比黄莲。少年的我，也有一股不服气的态势，感觉自己有一身的力量与才气，又是那般自负，可是面对生活的柴米油盐，我又不得不服输。

现在，我和母亲也时常会说起这些事。母亲酸着鼻子说，时间过得也真快啊，都30年了，再苦的日子也会过去的，但一定不能忘记。

父亲虽读书不多，但一身才气。他是村里的会计，我们就是在听着父亲拨弄算盘“噼里啪啦”的声音中长大的。父亲还会写一手好毛笔字，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，父亲总是被人请去写字。

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父亲生病了，常年打针吃药。这一病整整10年，疼痛难忍的时候，还会呻吟叫喊。父亲的疼也痛在我们的身上，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去减轻他的疼痛呢？又是如何去安慰他那甚至对生命绝望的心灵呢？

病魔摧残，让父亲骨瘦如柴，双眼没有一丝光芒。可是，父亲却凭着顽强的意志力，多活了10年。他也知道，这样没有尊严地活着，还不如早点“回去”。活着，只想让我们子女有一个父亲，在村里少被人在我们身后指点：这是没有父亲的孩子。父亲是山！母亲的山、子女的山、家庭的山。

在四个孩子中，我是受父亲影响最多的。现在常有人问我，为何会写作、书法，我会骄傲地说：这一切受到父亲的启蒙教育。其实，少年的我正值叛逆，厌学甚至逃课。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理想，看到身边比我大一些的孩子，小学毕业便辍学回家跟着父亲一起下地劳作，成年后结婚生子，一切显得理所当然。我想这就是农民孩子的宿命，想去改变比登天还难。可是，父亲呢，却偏偏不信。他常跟我讲一箩筐的道理。

一天，父亲让我带小纸条交给班主任林老师。纸条折成方形，用一个小饭粒封住。我知道，这纸条一定写的是关于我的事。在上学的路上，我无数次想打开偷看，最终理智战胜了欲望，没敢打开。我想，把纸条交给老师后，接下来应该是一场狂风暴雨似的批斗吧。

林老师管教学生非常严厉，同学们都害怕他。他上五年级语文课，下课时会把讲义放在讲台桌上，我偷看过他与女朋友的书信，看到了对我来说懵懂的“爱情”。父亲让我带纸条给林老师后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林老师却一直没有来找我算账。我感觉很奇怪，甚至有些不安。也正是这样的，让我的行为举止收敛了许多，我突然间变乖巧了起来。后来，还当上班级的宣传委员，林老师还把我的习作当成范文在班上朗读，学习成绩也提升了不少。

小学毕业后，林老师才正式找到我。他把那封纸条打开读给我听：这孩子从小挺聪明的，希望他可以长成笔直的杉树，而不是歪扭的杂木树……在这纸条里，每一句言语都充满着对我无限的爱。林老师说，我的父亲有智慧，希望我别辜负了期望。

多少年后，已经退休的林老师还常对我提起我的父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