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蒋 涛

大年廿九的早上，我被阵阵洗漱声和拉链合上的声音吵醒，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手机，看到时间显示七点过五分。

“咚咚咚——”房门被轻轻敲响。“今天回老家过年，赶紧起床了。”门外的父亲在催促。

我本不愿意回老家过年的，因为远在乡下的旱厕和不方便的淋浴间，让我对其发自心底排斥。不过，不喜欢归不喜欢，我还是拗不过父亲，一家四口坐上小汽车，踏上回乡的征途。

我的老家离县城非常远，下车抵达时，全身的骨头像沾了胶水，疲惫、麻木，我伸着懒腰来缓解。

“都回来啦！”隔着大老远，就听见院门口传来的乡音。奶奶笑着，满脸皱纹舒展，就像盛开的菊瓣，每条都洋溢着笑意。

我们带回来的行李有几大箱子，奶奶抢着帮忙搬上二楼房间，一边笑盈盈地说着本地话：“早知道你们会回来，我已经把房间洗过一遍了。”走没几步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被子也晒过套好了，你们晚上睡觉很暖和的。”奶奶的喜悦让我心里生起快乐和一丝羞愧——回老家前，我不止一次抱怨过乡下过年的种种不好。

走到我的房间时，奶奶从衣兜里拿出钥匙，熟练地开锁、推门。上一次睡这个房间，还是在去年的今天，里边雕花的木床、老式的大屁股电视，还安安静静地趴着。

奶奶从鞋架上取出一双大红色的棉鞋说：“以前的鞋子你可能穿不下了，这是赶圩天我刚买回来的，你试一下暖不暖和？”我愣了一下，紧接着是感动，奶奶的疼爱细致入微，穿上棉鞋我心头骤然升起一阵温热。

不知道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自己已经变得不再单纯，变得越来越挑剔了。小时候的年就像一把金灿灿的钥匙，打开了一个无比美好的时空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被揉进过年里，仿佛每一秒都被充盈得鼓鼓的，如同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胖花。奶奶会在除夕夜烧上一大桌年夜饭，父亲和母亲负责打下手，鸡鸭鱼肉堆满整张桌子，从傍晚一直吃到子夜前。那时候，我是家里围桌最小的孩子，一家人坐在一张大方桌前，爷爷坐在厅头的位置，其他人围在四周，无论怎么张望，我都被至亲们包围着，保护着。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了，似乎他们可以一直这样陪着我，直到永远。

烟花和鞭炮在子夜零点，由最年长的堂哥点燃，在所有人的眼里开出火树银花，绽放出对新年的美好愿景。我即使被烟熏得留下泪水也舍不得眨眼，舍不得错过一帧画面，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。

再眨眼时，我已成为了执火人，热浪夹着火星随风飘散在冷空气里。再抬头，又有炮仗和烟花在空旷的原野中炸开，几种烟雾混合在一起，形成年的味道。

随着烟花升空，侄子和侄女们开始在我身边发出阵阵欢呼声。不过，比起当年的我，他们显然见过更多世面，稍作欢呼后便停歇下来，有的跑去更换春帖，有的玩起手机，还有的帮大人一起准备早上祭拜祖祠的物品。

我倚在厅堂边的护栏上，看着满院奔跑的孩子们，仿佛在他们的欢笑声中看见了儿时的自己，心头涌起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