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江丽君

抗战时期，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（后简称“福建音专”）在永安办学，成为当时国内仅有的三所高等音乐学校之一。抗战胜利后“福建音专”迁至福州，1950年初并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（即今上海音乐学院），为中国的音乐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。“福建音专”科研与教学互动、教学与实践结合的教学理念，对今天的三明音乐教育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。

一、培养人才，要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，紧扣国家、时代的需求。为从根本上解决音乐教育人才的培养问题，满足激励全民抗战之急需，1940年4月1日，“福建音专”在永安上吉山正式成立。东南数省有志于音乐的学生，纷纷来到“福建音专”。

1942年，“福建音专”改为国立，设五年制本科和三年制、五年制师范科。又分理论作曲、声乐、钢琴、弦乐等主科，附设中、小学师资训练班和社会音乐工作者训练班。著名作曲家蔡继琨，诗词学家卢前，音乐教育家肖而化、唐学泳等先后任校长。1942年3月，著名音乐家缪天瑞（后长期担任天津音乐学院院长）就任教务主任，“福建音专”的师资力量逐渐加强。“福建音专”始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的理念，按照艺术教育规律办学，成为培养音乐人才的摇篮。

“福建音专”历史只有短短10年，历尽艰辛，形成重视师资建设、尊重艺术规律、强调艺术实践、中西并存、洋为中用、开放办学、提倡国乐的校风，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音乐家，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“福建音专”的办学实践证明，条件再艰难，只要适应社会需求，尊重教育规律、艺术规律，海纳百川，勇于创新，就算是偏处一隅，也能办出特色，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。

二、办好学校，要重视师资建设，不拘一格广揽人才，打造“人才高地”。“福建音专”成立之初，经费短缺，教学设备简陋，师资严重匮乏，学校发展和教学遭遇瓶颈。然而，一所学校要提高知名度，就得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，而高质量的学生是高水平的老师培养出来的。

缪天瑞先生认为，办好学的关键是师资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保证教学质量的根本。他“利用”自己主编《音乐教育》《乐凤》的便利及人脉，四处招贤纳士，可谓求贤若渴。他请来了顾西林、顾宗鹏、刘天浪、李嘉禄等名家，挽留了途经永安的黄飞立、章彦、程静子，后来又请来了陆华柏、薛奇逢、徐志德、肖而化、王沛伦等人。“福建音专”一时人才鼎盛，高手云集。

黄飞立，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毕业，并非“班科”毕业，却曾长期跟上海市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副首席吉绍夫斯基（“小提琴之王”海菲兹的同班同学）学习小提琴，1943年初，他造访“福建音专”，被缪天瑞和卢前挽留，担任指挥和小提琴课程教学，解放后，担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、指挥系创系主任。

正是不拘一格广纳人才，“福建音专”才在短期内，在战时艰难中，打造成了一所音乐名校。

三、兼收并蓄，坚持中西并存、开放办学，形成包容发展的人才成长环境。“福建音专”提倡教学内容体系的多样化。以“福建音专”理论作曲课的教学为例，缪天瑞、肖而化、陆华柏三人采用“三家”不同的理论体系教学：缪天瑞使用该丘斯的音乐理论体系，肖而化则全力介绍普劳特(E.prout)的音乐理论体系，陆华柏却极力推荐柏绍顿(T.H.Bertenshaw)的音乐理论体系，这种各人介绍一家理论体系的做法，实际上暗合了新中国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艺术方针，这在当时音乐学院的教学上是很少见的。

“福建音专”“三家”不同理论体系的教学实践，为后来的音乐理论家们建立更加科学、完善的音乐理论体系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。

缪天瑞对中小学音乐教育进行了系统和细致的研究，从理论到实践、再到理论升华，整理成《小学音乐教材及教学法》一书，作为“福建音专”师范专业的教材。该教材倡导“本国的民歌不能轻视，应视其性质多多采用为教材”，认为学校音乐教育必须“以音乐审美为核心、以兴趣爱好为动力、面向全体学生、注重个性发展、重视音乐实践、鼓励音乐创造、弘扬民族音乐、完善评价机制”的教育观点，对我国普通音乐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就是在今天仍然有它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。

“福建音专”的音乐教育中西并存、开放办学，小提琴与二胡相互学习，钢琴与昆曲并行不悖，许多革新尝试提升了“福建音专”的教学质量和社会影响，至今还值得我们学习。

“福建音专”的优良办学传统，属于我国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办学的优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在当下重文凭、轻能力，重职称、轻水平，重技能、轻理论的“实用主义”背景下，“福建音专”的优良办学传统和精神风貌，更是一种宝贵经验、一种精神财富 。传承“福建音专”的学术精神和办学理念，可以为当代的音乐教育提供可贵的借鉴和参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