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张盛钏

沙县的茶已有一千多年历史，在清中后期蔚成辉煌，成为当时的支柱产业。一路走来，诗情禅味，故事传说，跌宕起伏……

晚唐诗人韩偓得罪权臣朱全忠，避难来到沙县，借住在城西的天王寺。《全唐诗》第十函收入他的《韩内翰集》《香奁集》共四卷的诗作，有一首题为《己巳年正月十二日，自沙抵邵武军，将谋抚信之行，才到一夕，闽相急脚相召，却请，赴沙县郊外泊船，偶成一首》的末两句写道：“数盏绿醅桑麻酒，一瓯香沫火前茶。”陆羽的《茶经·五之煮》说：“炙之，则其节若倪倪如婴儿之臂耳。既而，承热用纸囊贮之，精华之气无所散越。候寒末之。”唐代煮茶，是先将茶叶蒸熟捣烂，然后捏成茶团放在新炭火上烤，烤得如婴儿手臂那样柔软，再趁热放进纸袋里，以免茶叶的香气散掉，等到冷了，取出碾成粉末煮来喝。“火前茶”是炭火前的茶叶，就是指煮茶。这是沙县关于茶的最早文字记载。唐大中年间杨煜写的《膳夫经手录》中说：“茶，古不闻食之，近晋宋以降，吴人采其叶煮，是为茗粥。至开元、天宝之间，稍稍有茶，至德、大历遂多，建中已盛矣。”北宋末年蔡绦的《铁围山丛谈》又说：“茶之尚，盖自唐人始，至本朝为盛，而本朝又至皊陵（即宋徽宗）时穷极新出，而无以加矣。”中国茶叶，先秦发祥于四川、云南一带，东晋以后逐渐东播，唐建中年间长江中下游已十分普遍，到北宋为盛。晚唐沙县仍是僻远落后之地，但韩偓的诗告诉我们，至少寺庙里已有饮茶习俗了。

《茶经·八之出》讲茶叶产地时点评了各地的茶叶，福建的茶叶却未论及，只说福州、建州等地产茶，还说福州、建州等十州产茶情况不详，往往得之，其味极佳。说明到中唐福州、建州产茶数量十分有限，茶圣还不甚了解，难以点评，有时得到一些，饮之口感极好。建州的治所即现在的建瓯，其后的南唐、北宋时期，成为名扬天下的朝廷贡茶产地。北宋闽人林世程在《闽中记》写道：“且言往时建茶未盛，本土有之，今则土人皆饮建茶。”说明建茶北宋之前已存在，但到了北宋才盛行起来，连当地的乡野百姓都普遍饮茶。沙县唐初以后隶属建州，大历十二年（777年）改隶汀州。不管隶属如何，沙县茶叶在唐代未盛，应该是事实。

北宋宣和元年（1119年），国史编修的李纲先后上《论水灾事乞对奏状》《论水便宜六事奏状》，触犯当朝权臣，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。次年六月，朝廷将他召回，离去时写了《将去沙阳留别邓季明诸公》的诗：“一载沙阳信有缘，宽恩许去却依然。碧斋翠阁已如梦，明月清风长自妍。溪上客舟横一叶，箧中诗卷剩千篇。诸公别后应思我，茗饮时时到寓轩。”别的暂且不论，我们把目光投向诗的最后一联，关注沙县的茶事。寓轩位于城东兴国寺西厢，是李纲谪沙时的住处，当时沙县的名士罗畸、邓肃、陈渊、陈兴宗、邓季明等时常相聚于此，饮酒品茗，诗词唱和，其乐融融，别有一番情致。从李纲这首留别诗可以推知，北宋年间沙县饮茶已经非常普遍，相聚时常以茶佐谈兴诗情。徐晓望主编的《福建通史·宋元卷》提及宋神宗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“建州岁出茶不下三百万斤，南剑州亦出二十余万斤。”（《宋会要辑稿》）这一产量比宋初提高了10倍，而且主要是民营茶焙的产品。宋代沙县隶属于南剑州，二十余万斤的茶叶中，定然有沙县所产的一部分。南宋绍兴年间，福建路榷茶为：南剑州的将乐、尤溪、剑浦、顺昌、沙县等五县，共10100斤。由此可见，两宋时期沙县的茶业已相当发达。

抗战时期翁春雪先生寓居沙县，撰写《洞天岩志》一书，收录了延平府同知滇南陈汝和的《游山记》一文，文中记载了元末明初沙县隐士张宗华“吃茶去”奇闻。《嘉靖重修沙县志·人物》记载，张宗华“清介绝俗，善词章，尤工草书，为世所重”，其书如“秋云卷雨，苍石缠藤”。陈汝和说张宗华“有道术，精六书”。有一天他到洞天岩游览，碰到数十鬼使，拦道饮茶，便手书“吃茶去”三字，鬼即遁迹。陈汝和对此议论道：“是诚得仓颉心法者矣。”“吃茶去”本是一则禅宗公案，出自唐代赵州禅师。其实，也与茶密切相关。茶具有尚洁崇静的品格，与禅境契合，古人有禅茶一体、禅茶一味之说。由此看来，张宗华书“吃茶去”便集道术、书法、禅意、嘉木于一体，遮道挡路的小鬼们自然敌不过，只得隐遁而去。

《嘉靖重修沙县志》的货物中列有“茶”，贡品中也列有“茶叶一百八斤”。 《八闽通志》卷之二十一记载，明代茶课钞二十锭七百三十一文九分四厘。道光十四年（1834年）版《沙县志》记载：“茶，吕峰山（今锣钹顶）、草洋乡（今属三元区）者良。”由此可见，明代沙县产的茶叶不仅自给和销售，而且质量上乘，作为贡品上交。发展到清代中晚期，沙县茶叶产量逐年增高，从水路运往福州口岸，销往海内外，成为茶史上的鼎盛期。民国版《沙县志》记载：乌龙茶在清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出一万余箱（每箱40斤），光绪十年至二十八年（1884—1902年）增至三万五千箱。同治末年（1874年），红边茶销量达1.8万箱，72万斤。1992年版《沙县志》中也记载：“清朝同治至光绪年间，沙县的茶叶最为兴盛……茶叶产区遍布富口、茅坪、琅口、渔珠、管前、涌溪等四个乡几十个村。”一百多年过去了，现在我们随便走进哪一个村庄，或者登上哪一座山，很容易在房前屋后、林下岩隙见到茶树。富口镇佑溪之畔，在次生原始林中有零星分布的野生茶树群落，其中，有棵乔木型茶树，径围0.75米，树高7.5米，冠幅5.5×4.5米。1992年版《沙县志》中详细叙述：“沙县历史上出产的茶叶有红边、乌龙两种。清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红边茶年产高达120万公斤，后逐年减少……乌龙茶产量最高年份是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高达52.5万公斤，后逐年减少……民国17年后，因兵匪横行，局势动乱，茶园荒芜，茶庄非毁则闭，乌龙茶、红边茶逐渐绝迹，个别茶商转为经营绿茶。”

茶叶甘绵和美，煮茶闲适宜人，制茶却是辛苦的活儿，或许还隐藏着血泪的故事。

沙县琅口茶行曾发生过一起特大惨案。琅口位于城东十里，是沙县东大门，洛阳溪在村前汇入沙溪，古称洛阳口，明代已设圩市，历来交通便利、商业发达。清末沙县茶业最繁荣时琅口有十八家茶行，是沙县茶叶加工与交易的主要场所。在众多茶行中，祥盛茶行规模最大。祥盛茶行的老板赖祥盛是永安人，其茶行有一栋三层的木房，产茶时节有两三百号女工在茶行拣茶、焙茶。祥盛老板有个儿子，此人骄奢淫逸，作恶多端，欺侮玩弄拣茶女工。光绪己卯五年（1879年）清明节前夜，他窜入与其茶行一溪之隔的茅坪村，企图奸污良家妇女。茅坪村民义愤填膺，将其塞进大猪笼沉河溺亡。祥盛老板面对民愤，表面佯装儿子的下场罪有应得，为表歉意，只要茅坪村民愿意进他的茶行拣茶，都愿意招收，暗地里却谋划如何报复茅坪村人。纯朴的茅坪村民对他这一异常举动并未警觉，很多妇女进入他的茶行打工。同年三月廿六，祥盛老板自己先溜回永安老家，制造不在茶行的假象，暗中买通赤米、茂妹两个山贼，叫他们深夜紧锁大门，抽掉楼梯，火烧茶行。茶行中男女及小孩（主要是拣茶女工）两百多人，被活活烧死。后来有人将此惨剧编成《琅口火烧茶行》的方言唱本，至今还有老人传唱。

清末沙县人潘伊铭，人称铭发，世代以撑船谋生。1873年，潘伊铭出生于沙县，15岁便在沙县到琅口之间撑船运货。潘伊铭聪明勤奋，别人一天运一趟，他运两趟，深得茶叶箱制作商潘老板的赏识。潘老板许诺，如果潘伊铭想做茶叶生意，愿意赊茶叶箱给他。潘伊铭的母亲在琅口金和丰茶庄杨老板家当奶妈，有一天他去看望母亲，与杨老板谈起想做茶叶生意的想法。杨老板小看他，说他连茶叶箱都买不起，哪有能耐做茶叶生意。潘伊铭说，茶叶箱倒买得起，就是没本钱买茶叶。杨老板当即夸口：你有茶叶箱，我就赊给你茶叶。潘伊铭于是向潘老板赊了一千个茶叶箱，杨老板无奈，只得赊给他一千箱茶叶。从此，潘伊铭步入商界。后来，潘伊铭在县城西门外创办潘铭发货店，生意越做越红火，到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在福州上杭路开办金裕铭庄，专营双凤商标茶叶，并逐渐扩大范围，经营木材、笋干，创办沙县第一家火力发电厂，成为著名的实业家。

沙县饮茶、产茶的历史，发生过无数或荣或枯、或甘或苦、或喜或悲的故事，演绎出深厚的茶文化。南方之嘉木，在品饮之中，香雾弥漫，意境幽幽，此中有儒释道悠远的情味，潜隐着空灵的天地精神。

且吃茶去，吃茶去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