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宁江炳

建宁县治设置始至三国吴永安三年（260年），为绥安县，五代南唐中兴元年（958年）以现名置县至今。建宁民俗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和氛围中形成的，具有中华传统民俗的一般特征。同时，又是在建宁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、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等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。建宁民俗历史悠久，并且在许多方面必然带有显著的地方特色。

一、民俗构成的多元性。土著习俗。设县以前，建宁原始土著与闽越族结合，部分习俗传承下来，成为建宁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深刻影响着其他民俗。相传闽越王游历大历山时，遗落金铙一枚，后大历山改名为金铙山，这传说是一例证。

中原民俗。唐代以后，中原人不断南迁建宁，带来中原民俗，并逐渐形成民俗主体，生产生活习俗、人生礼仪、岁时节庆、民间信仰和民间崇拜等，都与中原习俗一脉相传。

移民习俗。建宁境内有大量移民。建宁许多大姓人口为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为避战乱或逃灾荒迁入建宁人的后裔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仅1955－1967年，先后从闽南、福州、莆田、山东等地移民，开发山区12000多人。外来居民带来的习俗成为建宁民俗重要组成部分。

二、多地区民俗的融洽性。不同民族的融洽。汉族民俗是建宁民俗的主体，但也融洽了其他民族习俗而自成体系，如闽越族一些习俗就被建宁汉族人所继承。自古以来，建宁的宗教信俗比较发达，这与闽越族“信神尚巫”传统有密切关系；又如闽越族妇女普遍参加劳动，这一习俗被建宁妇女继承下来；闽越族的部分后裔及畲族，在保留其独特习俗时，也吸收了建宁汉族大量传统民俗。还有一些闽南习俗，县城有一妈祖神庙，保佑渔民生产，大源村有一座渔民码头、一条移民栈道，就是实例。

不同地区民俗的融合。中原人迁入建宁，前后持续千年，他们以中原移民为主，还有不少是来其他地区的汉人。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在具体习俗上有些差异，但时间久后，这些外地习俗渐渐与建宁本土习俗融为一体。这应了“入乡随俗”那句古话，成了建宁客家民俗的主体。

与海外习俗融合。随着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繁荣，汉族对外来文化广采博取，加以融合。以信仰为例，建宁大部分人信佛教，也有一部分人信基督教、天主教等，并在县城建有教堂。建宁各种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和睦相处，相互渗透，成为建宁民俗一大特点。

建宁民俗因不同的方言区存在差异。建宁属于闽赣方言区，由于建宁是偏远的山区，在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，在语音和常用词汇方面又形成各自独立的小方言区。如北部溪源一带的语音，接近于泰宁方言；黄坊、里心语音则更接近于江西南丰话；南部均口、伊家和客坊的一些乡村同宁化毗邻，口音和宁化的客家话相近。但在建宁境内，最通行的还是城关话。这就表现出既统一又有不同的特点。

三、民俗的可塑性和娱乐性。建宁民俗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形成，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具有无形的约束力，即所谓的“约定俗成”。但在具体的民俗活动中并非整齐划一，有着一定的可塑性，一般来说可繁可简，人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。以婚庆为例，自唐至明代，达官贵人、富豪之家，讲究排场，严格遵从“六礼”，礼仪式繁多；而普通百姓往往根据家境删繁就简，并在迎新礼节上也进行简化。

民俗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全社会的认同，并乐意参与，这需要一定的娱乐性，建宁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。如在传统节日、婚嫁寿庆、祭祖念经、寺庙落成、庙会、祈求风调雨顺等活动中，根据需要请古戏、玩龙灯、花灯、傩舞、马灯、宴堂等，虽说是为了“谢客”“酬神”“媚神”，但客观上取得了娱乐效果。

四、宗教神灵的多样性。自古以来，建宁的宗教信俗比较发达，民间敬奉的神灵繁多。

建宁人根据需要创造各种神灵，带有随意性和实用性。神话传说的人物，如女娲、观音、彭祖等；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加以神化，如：孔子、孟子、姜子牙、八仙等，半寮村人喜欢习武，就有座关帝庙；还根据需要，将花草树石等加以神化并崇拜之，如山有山神，很多村庄建有山神庙，水有水神，在溪前或河后建有龙王庙；半寮村有一棵百年樟树，当地人们就在老樟树下建庙拜神；均口镇闽江源设了五谷神。再如建宁客家人认为家里有灶神、门神、大厅设有“天地国亲师位”，村前有社公庙、土地神（庙）等。

建宁民俗的形成和发展，同其他地方一样，与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内容、方式的变化及自然条件相适应，是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变化而变化。另外，民俗一旦形成便世代相袭，并以传统习惯势力、传袭力量和心理信仰影响，制约着人们的意识行为，具有长久的传承性和稳定性。

民俗文化伴随着人类的生活，从远古走到今天。建宁民俗是土著文化、客家文化、闽越文化、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，独具特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