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童 杨 文/图

泰宁于南唐中兴元年（958年）建县，称归化县。回望泰宁千余年建县史，能否从中梳理出较为清晰的人文历史脉络呢？我认为，把泰宁人文历史发展脉络归纳为：闽越骨血、汉唐气象、中原衣冠、两宋鼎盛、明清精致，较为妥帖和准确。

为什么呢？若沿县志追寻，找不出因缘。北宋以前，泰宁无志，清·乾隆《泰宁县志》上称“东汉以前，蔑可稽矣”“若宋、元之志，不可考矣。”目前能查到最早的志书，是元朝中叶泰宁邑人邓荣著的《杉阳志》，“为泰宁县志权舆”，可惜只存书名，内容缺失；明洪武年间，梁礼撰有洪武志；正统间，廖富修有正统志；之后，就是嘉靖志、万历志、康熙志及其续志、乾隆志，再之后还有民国志。现在能看到的志书只有康熙志、康熙续志、乾隆志和民国志了，其余的均佚。由此入手来探寻泰宁的人文历史，无疑是一大缺憾。

古泰宁归属百越，是偏僻、蛮荒之地。这样落后的深山穷谷之地，如何实现“从蛮夷之地归为教化之邦”的呢？这得益于泰宁的几次移民和迁徙，也可以当作人文历史形成的几个阶段来分析。

秦汉时期的闽越阶段，闽越王无诸在泰宁建行宫、囿园，带兵丁、仆从等驻扎于此。此时，泰宁的行政规制为校乡。应该说，闽越王无诸开启了闽越文化，为泰宁人文历史奠定了基石。无诸为越王勾践后裔，在商周之时，“《禹贡》扬州之域，于周职方为七闽地。春秋属越，后为楚所灭。子孙播迁海上，至无诸自立为闽越王”。无诸一生骁勇善战，和平时期仍不忘骑射练兵，经常率领将士到泰宁山区狩猎，并在这一带修建了高平苑和乐野行宫。

唐贞观四年（630年），杨胥马偕同其母舅廖轮将军从湖北江陵（古荆州）奉旨入闽征剿葫芦洞（开善一带古称）九峰山草寇高海、高澄匪众。肃清匪患后，朝廷命杨胥马率子杨善生、廖轮之子廖董钊镇守并屯垦于此。之后，廖董钊取名廖开，杨善生取名杨善，地名便各取一字，叫“开善”，有“开基、善后”之意。他们以开善溪为界，溪东归杨，溪西归廖。此时，泰宁的行政规制为校场。

后梁开平三年（909年）王审知受封闽王，统治全闽，邹勇夫率兵丁驻防泰宁，此时，泰宁的行政规制为归化镇。据《八闽通志》记载，如果南唐要入侵闽越，归化镇是必经之道，王审知“遣勇夫镇遏之”。于是，邹勇夫奉王审知命，举家迁到归化镇。他采取“先靖后治”的对策，征剿土匪，维护地方安宁；抚集流亡，帮助修理房舍；鼓励开垦荒地，兴修水利；引进中原先进生产技术，提倡耕织自给，民用自足；劝导裁织布，开发矿冶（金、铁）、陶瓷及其他手工业生产；轻徭役，薄赋税，兴学校，敦教化。经过他励精图治30年，带来“民襁褓而至，始遂生息”四方“干戈相寻，独归化人物蕃，田地辟”的可喜局面，为之后的两宋繁荣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五代十国至两宋时期，泰宁人口增多，主要来自江西、浙江、闽北、湖广、河南等地，这次迁徙来的人数最多，达9万多人（包括后裔），以至于在北宋时期，泰宁“户口日益富饶”，成为“闽大邑，民户三万，所出赋万缗”。此时，泰宁的行政规制为归化县。公元1086年，北宋状元叶祖洽因“名曰‘归化’，诚有负于兹土”，奏请哲宗皇帝，改为“泰宁”，并沿用至今，开启了两宋的鼎盛。

元朝以后，泰宁人口锐减，导致外地人口再一次迁往泰宁，主要是客家区域内的汀州人，赣州、建州等地也有人迁往泰宁。

用诗来描述、归纳这五次人文历史的变化，分别为：

闽越无诸奠基石

闽越无诸建行宫，开疆辟土为校乡；

兵丁仆从畋猎处，高平苑里聚兽场。

犁锄锤斧刀剑矛，启蒙人文始飞扬；

金铙晚翠传后世，苦槠坑里葬功高。

杨廖二将定校场

江陵勇士奉旨来，平定盗匪九峰山；

溪东杨家开基业，溪西廖氏屯垦忙。

诗意浸润古校场，悠远情宜奏华章；

荆楚文明驻开善，花鼓车灯韵味长。

邹公挥鞭入泰邑

邹公挥鞭入泰邑，烟火百家遍荆棘；

葺宅召民始生息，自此泰宁定疆域。

轻徭薄赋重教化，历经图治人物辟；

民沐恩泽不忍去，千秋功业后人继。

闽中大邑属泰宁

闽中大邑自北宋，北人南迁始繁荣；

显德五年归化县，状元奏请泰宁城。

县治谋划芦峰下，日月星盘古宅隆；

民物繁庶户殷实，人文鼎盛改遗风。

元后纷纷迁外乡

物阜民丰终有时，举家纷纷迁外乡；

土地糊口实艰难，经济贫乏是主因。

泰邑自此显凋弊，重建文塔费苦心；

汀州客家流入此，赣州建州共相济。

之后的迁进迁出当然也有，但成规模、集中式的移民没有了。

从文化表象上看，泰宁有过对蛇的崇拜，这是闽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。闽越之“闽”，源于对蛇的图腾崇拜。汉代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，解释这个“闽”字为“东南越蛇种”。若用民俗学的眼光看，把“闽”解释为：以蛇纹的形状做“图腾”的部落，并不是“蛇”变“人”，这样比较合理。可以这么说，闽越文化深深烙印在泰宁人文历史的骨髓里，衍化为泰宁人文历史的骨血。

从行政区划看，古泰宁由校乡、校场，再到归化镇，进而建立县治，行政区划逐步升级，人口逐步增加，家族逐步融合，经济渐次繁荣，文化崭露头角，对外经贸交往频繁。向好的发展时机，延展到北宋时期，成就了泰宁的“汉唐气象”，使之成为闽中的大家风范。当然，这一切与邹勇夫采取的“先靖后治”的休养生息对策是分不开的。

泰宁人敬祖穆宗，在“衣冠南渡”中，保有“中原衣冠”信仰；有着多神崇拜，泰宁的寺庙是众神联合国，除供奉儒释道外，还供着本地的神祇，有的还放着祖宗牌位，这与其他客家大抵相同。当然，还有一些民俗风情，也与各地客家大抵相近。

两宋时期，泰宁不论从人口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，都是历史上最为繁荣时期。“隔河两状元，一门四进士，一巷九举人”的科举盛况，人口的红利、经济的发展、文化的强盛、社会的稳定，使之成为“闽大邑”。

泰宁古建文化鼎盛于明清时期，现在依然保存的尚书第、陈家大院、童氏宅院、太和堂等，都建造于明清时期；经过历代积淀，泰宁的民俗文化在这一时期得以最后确立，如傩文化、普庵文化、戏曲文化、道乐清音、灯事文化等，极大地丰富了泰宁的人文与民俗，成就了泰宁明清的精致。

也就是说，泰宁人一方面保留了远古时期百越文化中的风俗习惯、宗教观念、文化、艺术等，又在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受到华夏文化深度的影响，从而创造出灿烂多彩的泰宁人文历史。

综上，泰宁的人文呈多元化，有闽越文化、中原文化、荆楚文化、耕读文化、客家文化、科举文化、儒释道文化以及本土文化等文化融合，成就了泰宁人文历史的多元性、复杂性、灵活性，但同时呈现出来的又是零碎的、分散的、小众的，不像客家文化、闽南文化等。泰宁的文化影响是有限的，基本上局限于一村、一地，没有在全县范围形成共同、独特的地域文化。

有人会问：为什么北宋时期，泰宁人口达16万之多，从而成为闽中大邑？除泰宁是客家迁徙的中转地等原因外，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那就是土地（或经济）对人口的承载量。泰宁面积不大，穷山僻谷，对人口的承载量是有限的，超过一定的人口数量，必然导致外迁。试想，在一个不能养家糊口的地方，生产、生活还能产生美感吗？

泰宁这个区域，从表面上看形成了共同语言、共同地域、共同经济生活，却一直没有形成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。然而，就其语言和民俗而言，也是五里不同风，十里不同言，各说各的话，各过各的生活，如此而已。

正因如此，泰宁没有形成其独特的民俗，也没有独特的个性，没有强大的家乡观念，更别说是宗族的团结思想。若再说深些，泰宁人完全没有形成骨子里的文明或文化。区域文化或区域文明是要生长在骨髓里的，但泰宁没有。更主要的原因，每个宗族都想着在泰宁生活只不过是客居，是人生或家族的驿站，没有长远的打算和永久的计划，这就形成了泰宁人不温不火的性格特征。

这种性格特征表现为：待人接物不容易走极端，价值取向“好自为之”和“中庸之道”，有种“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”的处世态度和明哲保身做人方法，人人都掌控、拿捏好为人处世的尺度，很少有越雷池的行为。说好听一点，是性情温顺，胸怀宽广，耐心好，不暴怒；说不好听一点，就是怕事、躲事，最好没事，谨防引火上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