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建宁记者站 陈 震 通讯员 刘纪茗 文/图

张运贵，又名张永贵，建宁县黄埠乡陈余村人。1931年4月参加建宁县第一支红色地方武装桂阳游击队，同年随游击队编入南（丰）广（昌）建（宁）独立团，1932年初编入红十二军，先后任副班长、班长。1932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，1933年7月调江西于都工农学校卫生所工作。1934年10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。长征途中调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卫生所任班长兼党支部书记。1936年随部队抵达陕北保安县。1937年调任兵站医院（延安中央干部休养所）任护士长。1943年10月在延安响应党的“精兵简政”号召，到延安县甘谷驿镇开设个人诊所行医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张运贵回到建宁，落户桂阳村翁坊桥当农民，参加土改工作组，1952年后任客坊区桂阳村党支部书记。1955年转为客坊区陈余乡工作组脱产干部。1957年服从县委县政府安排，辞去公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。1972年经省委组织部、福州军区核实身份落实政策，恢复干部身份，享受老红军待遇，1983年离休。1989年12月13日病逝。

在小城建宁，记者找到了张运贵的后人，听他们讲述这位老红军的尘封故事。

“我的父亲出生于贫苦农家，没有读过书，父母早逝，从小务农，做过长工，与弟弟相依为命。当时，建宁县官僚及驻军强征粮税，桂阳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”张运贵的三儿子张启平说。

张运贵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，父母早逝，与弟弟相依为命。1931年，他21岁，参加了建宁第一支红军游击队。1932年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跟随南广建独立团编入红十二军，赴江西作战。在频繁的战斗中，他积累了丰富的救助经验和医药常识，逐渐成为一名红军卫生员。

“1934年10月，外公就跟随大部队踏上万里长征。”张运贵的外孙刘纪茗接过话匣，“离开家乡到外线作战，生死难料，当时外公不得不将唯一的亲人，不满13岁的弟弟送到陈余村一家裁缝店里当学徒。”

小时候，刘纪茗常常要外公讲长征的故事，当讲到在雪山中倒下、在草地上陷入泥潭救不了的战友，在腊子口亲手杀掉驮运药品的骡马时，外公的眼中满是悲痛。后来，有人问：“长征那么艰难，你们是怎么挺过来的？”外公回答说：“还怎么挺？相信党，跟着走就是了！”

那个时候，受伤的红军战士，由于缺医少药，很难得到有效的救治。部队没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，便培养部分战士学习基础的包扎、看护和救助知识，张运贵从中学到不少战场急救技能。

到达陕北后，张运贵担任中央干部休养所护士长。抗战中后期，延安边区物资困难，根据地实行“精兵简政”，号召“不要吃公家的粮食，非战斗人员下到地方去”。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张运贵响应号召，复员到延安甘谷驿镇。他自己动手挖了两口窑洞，开办了医疗诊所，为当地百姓看病服务，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南方来的张医生”。

1950年，张运贵和爱人李秀英商量：“我想家了，我要回去吃自己种的大米！”“外婆李秀英是四川籍老红军，这两位老红军用箩筐挑着孩子们，踏上了几千里回家的路。”刘纪茗说，路过武汉，外公的老战友，时任武汉铁路局党委书记袁亚东留他们在武汉工作。外公拒绝道：“我到哪里都可以工作，种田也可以。”

回到家乡，组织上安排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，后转为乡脱产干部。1957年，经济困难，县里紧缩编制，张运贵再次响应号召，辞去公职回村务农。

“我们当时几个孩子很不理解，就问他‘您是吃公粮的干部，为什么还要回去种田？’父亲解释，‘要相信党，不管当干部还是种田，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。’”张启平回忆道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有人贴大字报质疑张运贵身份，甚至有人说他是逃兵。家里人很着急，他却不担心，不去理会外界的说法，照常下地劳动，直到落实政策。孩子们问：“面对困难和‘文革’的冲击，您不怕吗？”他说：“别人说什么我管不了，但我相信党，什么也不怕。”就这样，张运贵在村里安心干他的“农民工作”，直到1989年离世。

作为中央苏区核心区，当时仅7万人口的建宁，就有7000多人参加红军。长征到达陕北的只有4个人，张运贵是其中之一，也是唯一一个直到去世都在村里务农的老红军。从“相信党、跟着走”，到“相信党、回农村”，再到“相信党，什么也不怕”，张运贵用他朴实的语言和行动，诠释了一名老红军一生平凡的信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