●讲述：张宗铝

前不久，去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（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）体检，身边的朋友对我说：“你看，木棉花又要开了。”我抬头望去，尽是含苞待放的木棉花。这时，一缕轻风拂过，让我感慨万千，二十年与病魔抗争的历程，历历在目……

艰难历程

我是2003年6月1日发现自己得了尿毒症的。那时，我是尤溪县电视台的记者和责任编辑。知道自己的病情后，我始终很沉着、很冷静，沉着冷静到跟没有发生疾病一样。

那年春天，非典（重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，英文缩写是SARS）的恐怖弥漫全国。作为一名记者，要经常下乡采访，要跟陌生人接触。忙碌了一天，回单位的时候，因为严重贫血，从一楼走到六楼要休息三次。同事风趣地说：“张老师，你得了非典了吧！”

直到5月底，连续几天的感冒不见好转，我去尤溪县总医院（原名尤溪县医院）检查，发现肌酐已经789 μmol/L了。当时的肾内科苏元锦主任对我说：“你要做血透了。”我对苏主任说：“如果不换肾，我就不血透。”在苏主任的建议下，我开始血管造瘘。

我相信中华医学的博大精深。心想：在尤溪看不好，我可以到北京去看啊！有个朋友知道我得病后，给我一张报纸，他说：“报纸的最后一页有一篇短文，说可以治疗尿毒症。”得到这一消息后，我立刻启程赶往北京，因为女儿在北京读书，找医院比较方便。在北京电话预约报纸上说的那家医院后，当天晚上就住在医院附近的宾馆。第二天一大早赶过去，眼看就要上班了，医院里没有一个人在排队，我知道自己受骗了。于是，我就改道去中日友好医院。到达中日友好医院的时候，大门紧闭。门卫说：“关闭消杀，还没有对外开放。”

在去中日友好医院的途中，路过北京中医药大学，于是又去找北京中医药大学。我想：北京中医药大学有顶级的教授，我在福建看不好，这里的教授不至于看不好。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门诊部的时候，我问肾内科主任彭建中教授：“中药能治好尿毒症吗？”彭教授说：“不可能。会改善一点。”彭教授是三代御医之后的学术继承人，他的话不能不信。

吃了两个星期的中药，肌酐从789 μmol/L降到204 μmol/L，但是到9月初就不行了，不得不进行血透。尤溪县总医院苏元锦主任说：“尿毒症只能血透和换肾，没有其他办法。”

第一次血透特别恐怖，因为血透针头跟兽医使用的针头一样粗。那时，有个病人在叫：“很痛！”护士说：“这么大的针头，哪有不痛的？”

木棉花开

2004年5月11日，护士节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做了肾移植手术。即将移植期间，正是木棉花开的季节。

那时，九〇〇医院外科住院部是一座老旧的楼房，两旁是高大的木棉树。清明节前后，木棉花开，纷纷扬扬的花絮落了一地，甚是好看。陶小琴总护士长告诉我：“这是英雄树，也叫木棉花。”我想，在部队医院里种植英雄树多贴切啊！

还记得，2003年12月8日住进九〇〇医院的时候，是杨顺良主任接收了我。那时候，他还不到四十岁。每当得知哪天有肾源，病人就会早早在泌尿外科门口的水泥凳上等候。看到杨主任急匆匆地下车，又急匆匆地往科室里走，我对病友开玩笑说：“刚才杨主任取回来的肾是给你的。”在场的病友哈哈大笑！有时，我也会急切地走进病房的过道，杨主任就对我摇摇头，意思是没有适合我的肾源。一个月过去，两个月过去，五个月过去……一次次配型，一次次失落。在长达153天的等待中，终于有适合我的肾源了。江南的仲夏夜，气温将近30℃，手术室里有点闷热，躺在手术台上的我却觉得有点冷。一位姓朱的医生说：“太热了，开空调。”杨主任说：“以病人为重。”那时，我很胖，不能全麻，医生、护士时不时跟我对话，不让我睡着。若是刀口疼了，身后的麻醉师就给我补一点麻药。一场手术下来，我在静静地感受接纳新生命带来的快乐，医生护士却在挥汗中忙碌着，这让我更加珍惜新生命的来之不易。

移植手术成功后，陶小琴总护士长把我当作移植病人的典范，号召病人要珍爱生命、乐观向上。她还多次带我去参加在杭州、上海、北京举办的移植运动会。我也不负所望，多次获得摄影比赛一等奖。

助学路上

如果没有肾移植的经历，或许我还不知道生命如此珍贵。

肾移植成功后，我每天早上都去山间小路散步，当时我仿佛觉得路边的小草都有生命。那时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助学，以助学的方式来回报社会各界对我的关爱。

尤溪县西城镇文峰片区盛产板鸭。2006年冬天，我班级的一名女生把帮助妈妈卖板鸭的300元钱弄丢了。眼看年关就要到了，家里急需用钱，怎么办呢？那时，她怯生生地走向我，对我说她的生活费不够，向我借100元。我毫不犹豫地将钱给了她，并对她说不用还。第二年春天，这名女生因家里太穷，没有继续来读书了。出门打工前，她委托最要好的女同学将100元钱和一封信转交给我。自那以后，学生如果生活费不够，我就叫他们直接找我。2014年秋季，我新接了一个班，并担任班主任。一个由爷爷奶奶抱养的男生，因为生活费不够向爷爷奶奶要。爷爷从偏远山村坐车两个小时来学校。我问他：“一个星期给孙子多少钱？”他说：“一个星期50元。”当时学校食堂早餐2元，中餐、晚餐都要5元，还要来去的车费，他的孙子怎么够用呢？于是，每个星期我都给他孙子20元—30元。2016年，我认识的一个尿毒症病人，因为心脏问题死在手术台上。那时，他的二儿子还在读大学，学费怎么办呢？那年暑假，我采用在全国器官移植网发起捐款、身边朋友资助和自己出资的方式，为死者的二儿子捐了1万元。2021年8月底的一天早晨，我从家里走到学校路口，遇见一位即将上大学的女生。我问她：“你不是要去上大学了吗？怎么还来县城？”她说：“我是来办助学贷款的。”原来，她爸爸身体不好，不能干重活。前一年，母亲打工的时候腰椎出了问题。家里实在没有钱送她上大学，她才来办理助学贷款的。我带她去吃了早餐以后，又带她去找尤溪星源基金会爱心大使，再带她去找团县委、县关工委等单位，为她筹了1万元的学费。2020年5月10日，去联合镇参加爱心活动时，我认识了一位正在读大学四年级的女生，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她的家庭遭遇不幸，父亲去世，她的母亲在县城一边打工一边供两个女儿读书。这名女生高分考上了中医药大学。看她如此上进和懂事，我决定资助她。我除了给这位女生学费，每个月还给她500元的生活费。2021年11月，这位女生到浙江温州实习。她发微信跟我说：“老师，实习单位有给我们生活费，您不要再寄生活费了。”

2006年至今，有50名大学生经过我的努力得到了捐助。这些资助经费中，有全国器官移植网病友、厦门爱心企业家、尤溪星源基金会爱心人士的捐助，也有我身边朋友和我自己的捐助。

从2004年5月11日至今，整整20年，我得到单位、同事、朋友、医生、护士们的关心和帮助，我也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，努力工作，深深体会到生命的顽强和美丽，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对于我而言，新生命已经延续20年了，我庆幸、感恩，并一如既往热爱这火热的生活。